近日，一句“孔乙己的长衫”使鲁迅忽然间回归大众视野。我们所熟知的鲁迅，既是年少时期盼与闰土捉猹捕鸟的孩童，也是弃医从文后写下祥林嫂、孔乙己、阿Q形象的大先生。不过，当我们将目光从中国移开，聚焦在邻国日本，似乎又能看到不一样的鲁迅形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影视剧中的鲁迅。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截图

世界对鲁迅的首篇报道出在日本；1937年，日本名噪一时的改造社即出版日文版《大鲁迅全集》；二战后，鲁迅的作品《故乡》被选入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

日文版《故乡》

不仅如此，1909年到2015年的百余年间，《读卖新闻》报道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文章多达695篇，《朝日新闻》更有875篇。刚刚去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鲁迅的忠实粉丝。种种迹象都显示着日本对鲁迅的极大认同。那么，日本人为何如此喜爱鲁迅，甚至崇拜鲁迅呢？

鲁迅在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公费留学，是当年清朝留日608名学生中的一员。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从1896年的十几人，到1906年的一万两千余人。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长辫子的清末留日学生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来自他们的穿着打扮，更来自日本国民对昔日“先生之国”的中国人竟到日本留学的惊奇、来自打败“清国”后的自负傲慢、来自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侵略野心，或许还有一点对“战败国”留学生的怜悯与惋惜。这种或嘲讽，或蔑视，或友善的复杂情感，便是当时清朝留日学生所处的氛围。

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这段经历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中有很清晰地记述，相较于日本学生会干事的欺辱和日俄战争片里国人的麻木，藤野先生的谆谆教诲是青年鲁迅少有的慰藉。根据日本专家的说法，藤野先生是一位很一般的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点怪。藤野有很重的北方方言口音，《藤野先生》一文中，当老师自我介绍“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引得留级学生笑出声来。但对鲁迅而言，他却是“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藤野对一个中国学生的善意和诲人不倦的态度，深深地留在了鲁迅心里。藤野先生临别所赠的照片，一直被鲁迅挂在北京寓所的东墙上，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

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

老师留给鲁迅多少回忆，鲁迅也便给老师留下多少念想。鲁迅去世后，藤野先生受日本记者约稿，写下《谨忆周树人君》，也曾懊悔：“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的话，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二人的错过令人唏嘘，却也让我们看到近代中日文化的双向流动。

藤野先生写下的《谨忆周树人君》

除了结识藤野先生，鲁迅与日本还有许多“不解之缘”。鲁迅的一些文章是用日文撰写并首先发表于日本杂志上的，如《我要骗人》一文原稿即为日文，是应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写，最先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鲁迅一生大约写过三次碑文墓记，其中一次是为日本青年所写。一百二十余字的墓志却有三种手稿，鲁迅细心地将“昊天难问”改为“昊天难测”，将 “既勤且慎”改为“既勤且谨”。从他对墓志的反复修改斟酌，也可见鲁迅与日本友人的情谊。

鲁迅给日本汉学学者辛岛骁的信。来源/王艳丽《通过鲁迅“发现”中国现代文学》

晚清民初，鲁迅的人生不可避免地与日本产生了联系，也因此被放置在“东亚”的概念下加以讨论和研究。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把鲁迅的作品视为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纽带。但细加辨别不难发现，由于近代东亚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日本国民的傲慢心态，鲁迅与其作品更像是客体，为处主体地位的日本读者观摩、研究，为日本所“占用”并内化。鲁迅在日本常去的内山书店的老板，就评价鲁迅“有日本古代武士的侠义心肠，该强硬的时候绝不妥协”。也正是这种“内化性”，使鲁迅更易在日本“收获”“粉丝”。不过，他们不是单一地将鲁迅视为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而是将其作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客观上也扩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阈。

从鲁迅到“鲁迅像”

日本热衷于鲁迅研究的原因之二是鲁迅作品中强烈的民族性，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向往的。在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快速实现了国家转型，跻身强国行列，但在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在文化方面并没有完成转型，甚至认为“近代日本没有文化”。二战后的日本深陷战败阴霾中，学者又从鲁迅身上看到了“民族性”的光芒，鲁迅的翻译和研究就此复苏。部分学者把鲁迅当作“国民作家”，希望通过鲁迅的作品来探索日本的文化根源。

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划为三代：第一代以增田涉、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代表。增田涉曾于1931年到上海，经友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见到鲁迅，鲁迅主动邀请增田到他家里去。据增田回忆：“从这时起，我就每天到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先生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内山书店碰面，跟其他人闲聊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块儿上先生的家。鲁迅和我并坐在书桌前，给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我用日语逐字逐句地译读，遇到疑难问题译不下去时，鲁迅就用熟练的日语给我讲述和解答。我边听边做笔记。”那时，鲁迅家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儿子海婴由保姆抱出去玩，妻子许广平有时伏案抄写或者做针线活。“我跟先生接触，丝毫没有感觉他叫人害怕，也没有感觉他使人拘谨。他以一个和蔼的长辈的态度接待我，使我受到了教益。因为先生常常说些幽默的话，在先生的带动下，我也说了些笑话。”

鲁迅逝世后，改造社计划出版《大鲁迅全集》，当时增田也被该社用电报聘去担任“企划编辑”。由于鲁迅是国民党“对头”，因此，增田在日本也被视为左翼作家，特高警察时常到他的住处来。他们事前并不通知，往往突然闯进屋里佯作无事地问这问那。增田说：“二次大战末期，杂志的编辑者相继被警察局抓去，他们出来后对我说，警察当局多方问你跟鲁迅的关系，并忠告我要多加小心。但我回答说，鲁迅是我师，而且我已翻译了他的作品，现在无须回避。后来，战争结束，我也总算平安地过来了。如今，鲁迅的作品，在日本拥有广大读者，初中和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中也选用了。鲁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得到日本进步知识界的共鸣。”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更具个人特色，他对鲁迅的阐释被称为“竹内鲁迅”。1937年，竹内好在“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文部省留学生赴中国考察。彼时鲁迅已经逝世。按照竹内好的说法，日本作家和读者之所以喜欢鲁迅，是因为时至今日，日本文坛从未出过类似鲁迅的作家。竹内好研究的鲁迅被定位为“日本的鲁迅”，即凭借鲁迅的精神，来面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让鲁迅成为改造日本的巨大力量。“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我自己的教训。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竹内好在《鲁迅》中写道，“像鲁迅那样强韧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这一点上，也和俄国的文学者很相近。”竹内好在钦佩文学者鲁迅的同时，不断“袭用”思想者鲁迅的思想寓言和思考方式。

1966年，竹内好把自己最主要的评论性文字结集成三大卷，发表评论家废业宣言，告别文学评论的舞台。此后，竹内好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鲁迅。“与鲁迅的相遇，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在当年出版的《竹内好评论集》中这样写道。

竹内好

相较之下，武田泰淳的研究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尽管武田泰淳与竹内好几乎在同一时间来华，但竹内是留学生，生活在相对平静的北平，日常交往的主要是文人学者；而武田却是作为士兵被送往战场，在那里屠杀中国人。在战地致友人松枝茂夫的信中，武田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的‘支那’民宅是弹痕遍布的墙壁，我第一次见到的‘支那’人是腐败无言的尸体。学校里，翻倒的课桌、教科书上满是泥污；图书馆中，整套的《新青年》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淋着雨水。这是凄凉的、无常的文化的破灭。”武田日后回忆，上了战场才发现自己“对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完全无知”，这些“了不起地活着”的中国民众“如同在批判知识精英一般，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每日劳作、休憩，这样生活着。然后，蛮不讲理的男人去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

因此，鲁迅的作品对武田而言，就“感觉有什么一下子扎进我厚颜无耻的本性，脸皮好像被剥掉”。他还说鲁迅“对于大言不惭的知识分子，是彻底地不宽恕。一次也不宽恕。这一点我实在是切身感受到”。为此，“我们亚洲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他的眼光看穿。或许带着‘鲁迅看透了我’这一羞耻心来读鲁迅，是最正确的读法”。近代中日历史的复杂性，往往使得日本学者将鲁迅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境遇相勾连，赋予了鲁迅研究更多的现实性意义。

第二、三代鲁迅研究学者以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长崛祐造为代表。研究者的自我诠释更为凸显，“丸山鲁迅”是片刻不曾离开中国政治过程的革命人，“伊藤鲁迅”象征着新亚洲个人主体性原型，“丸尾鲁迅”是在土俗民间世界获得反现代立场的现代主义者……也许你已经发现，鲁迅研究专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构想和研究鲁迅，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建构的鲁迅形象，而且各自的鲁迅形象都与他人的大相径庭，这便是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的“鲁迅像”阶段。

“鲁迅像”时期的研究是整个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最具特色的阶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更为浓厚。“鲁迅像”时期，日本的鲁迅研究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研究风格，开始发出“鲁迅是谁”的追问。日本学者建构的“鲁迅像”重点阐述鲁迅之于日本、东亚发展的意义，进而开始探寻鲁迅在世界文坛的价值。因此，“鲁迅像”时期的鲁迅研究存在偏执的一面，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研究者有太关乎现实的意见表达，结果往往产出了削足适履的文字。这种借鲁迅研究为由，阐发自己学术观点和思想主张的做法，使鲁迅研究蒙上了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色彩，成为后来日本鲁迅研究的一大缺陷。

中华民族的鲁迅

鲁迅在日本不断“圈粉”，其实也是鲁迅形象愈发扁平化、符号化的过程。那么，离开日本学者的凹凸镜，细读鲁迅所写下的文字，我们又能发现什么呢？

影视剧中的鲁迅，似乎永远在忧国忧民。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截图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曾提出一个大问题：生存天地之间，角逐列国之中，何为根本问题？何为当务之急？他的回答是：“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说，富国、强兵、改良、革命，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只要国人处于奴隶状态，处于愚昧无知且野蛮顽劣的状态，自由平等都将是空话。

滴着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被华老栓买来给儿子“治病”。来源/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药》截图

改变国人的精神，从何入手？鲁迅的答案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他看来，人要真正成为人，就不能完全被淹没在物质之中，而是要有点精神；不能习惯性地随大流，和光同尘，沉沦于大众之中，而是要有个性，有自我，有独立人格，要知道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至于国家富强这一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时代主题，鲁迅并未忽视。他的说法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只要“人国既建”，国家富强就能附带着实现。

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他关心的不是维新改良或排满革命，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的精神不变，即使身体强壮，也无济于事；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压弱小；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同样的舞台上重复上演陈旧的历史剧。因此，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不在维新或革命，而在于让国民成为一个个站立起来的觉醒的个人。

鲁迅所描绘的看客形象。来源/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药》截图

也因此，他问自己，也拷问着近代以来的每一位读者：“从来如此，便对么？”

他会借钱玄同之口写下“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那几个‘困在铁屋子即将被闷死的’人，你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期盼中国的青年“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生活过的”。也因此，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如今的我们，又是否有勇气说出“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画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句苏轼的词，曾被鲁迅赠与友人内山完造。正是对国民性的思索，对绝望与希望的追问，使得鲁迅成为具有时代穿透力的思想家，也深深吸引着日本的文学家、汉学家。历史中、课本上的鲁迅，永远是一头硬发伴着瘦削的脸庞，但他的文字却永远鲜活，仿佛蕴含着生命的律动，又如同期盼春天新发的嫩芽般，跨越时间的长河，期待着国民的生长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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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的鲁迅：写《鲁迅》获得生的自觉. 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