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安庆藏书楼，位于今安庆市孝肃路252号

清光绪《皖省藏书楼详细章程》木刻线装本

安庆藏书楼位于老城区的孝肃路西段，一度是安庆电视台的所在地，现在是安庆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办公地点。此处每天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即便是安庆人，大概也已经淡忘了这个重要的地方：一百二十年前的这里，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地；一百二十年前的这里，23岁的陈独秀振臂一呼，发出了安徽近代革命的第一声。

(资料图)

对于藏书楼的研究，曾在安庆图书馆工作多年的蒋元卿先生可谓先行者。1987年，蒋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上发表“辛亥革命前的安庆藏书楼”一文；1994年，蒋先生再著“安庆藏书楼始末”，发表在《图书馆研究》杂志上。前文我未能寻得，而“安庆藏书楼始末”一文特别是后记部分，我是认真读过的。

后记是这样写的：抗日战争以前，对藏书楼的情况，未获片纸只字。建国后，偶检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编印的《汇报》。在合订本中，发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载的《皖省藏书楼同人广告本省宦绅公启》《广藏书说》《皖藏书楼启》等篇，抄藏书箧，劫后幸存。现在缀辑成篇，用于补阙。

蒋元卿在文中分析，藏书楼成立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士绅们利用“开通风气”的招牌，干着“消弭隐患”的勾当，正如立案呈文

中所说的“丕变浇风，隐消无形之时”。光绪二十七年（1901），省垣士绅代表程建勋，以敬敷书院既废，在姚家口北赁民房18间，倡议筹设藏书楼，以飨士欲。经媒体发布后，宦绅群起响应捐款赞助，越年挂牌，此乃安庆藏书楼的肇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独秀、潘赞化从日本归来，为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皖江爱国会，于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藏书楼召开演说会，参加的学生及社会人士有300多人，连上海的报纸都作了披露报导，可见影响之大。安庆知府桂英恼羞成怒，亲往藏书楼宣谕禁止，通缉何熙年、陈独秀等组织者，开除柏文蔚、郑赞丞等与会学生，藏书楼被迫停办。通过梳理，蒋元卿指出安徽最早的图书馆，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安庆藏书楼为嚆矢。

2002年，南通图书馆张展舒在《图书馆工作》上，发表“皖省藏书楼——我国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一文，从开办时间、开办宗旨、藏书范围、读者对象四个方面逐一论证，认为1902年始建的浙江藏书楼、1903年告成的古越藏书楼，均晚于“（1901年）二月二十二日赁姚家口民房十八间暂行开办庶几粗立规模，渐图开拓”的安庆藏书楼。张展舒先生从开办的1901年入手，论述公共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史中是维新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肇启新机”、开风气之先的安庆藏书楼，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

2006年，《国家图书馆学刊》发表“何熙年与皖省藏书楼”一文，作者是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庄华峰、刘和文。文中将皖省藏书楼的建设和开放置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对何熙年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作了探析，认为何熙年率先提出的“藏以致用”理念，打破了传统藏书楼“因藏而藏”的桎梏，而何熙年构建的藏书规划体系，实施的管理制度及公共服务模式，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新篇章，皖省藏书楼可视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公共图书馆。

2012年，安徽大学图书馆杨晓阳在《大学图书馆资料学刊》上发表“从《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看皖省藏书楼的进步性”一文。是文开篇即言，1901年中国最早的公共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的建成开放，表现出鲜明的近代图书馆的“公有”特征，而《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地将公共图书馆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特质。该文还指出皖省藏书楼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建立的标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第一座公共藏书楼。不过，作者以进步性为题，模糊了皖省藏书楼首创地位；文中的“最早”和摘要中的“较早”，有些自相矛盾。

以上四篇文章的论据，均引用清光绪年间的《皖省藏书楼同人广告本省宦绅公启》《皖藏书楼启》《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无一例外地认同何熙年在安庆

藏书楼的关键地位。蹊跷的是，这位关键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地方文献及学界研究中生卒不详、极为鲜见。

2020年，安徽工程大学尚子翔、吴月红两位博士的“生命历程视阈下的怀宁名士何熙年”一文发表，该文有这样的介绍：何熙年，字辑生，号春台，同治七年（1868）出生于怀宁的书宦世家。1885年，少年秀才何熙年乡试未中，由考官黄彝年举荐为《光绪会典》誊录，后任分部行走、主事。弱冠之年的何熙年上书李鸿章并得以提携，在北洋武备学堂任职七年，后入张之洞幕府。1900年前后，何熙年回到安庆，和陈独秀一起在藏书楼集会、座谈、演讲，并共同订阅、传播进步期刊《励学译编》。论文中，两处提及何熙年是藏书楼的发起人、创办人，而其他诸文均未定论，只有蒋元卿另存“光绪二十七年（1901），省垣士绅的代表程建勋，以敬敷书院既废，在姚家口北赁民房18间，倡议筹设藏书楼”一说。可能因为蒋元卿未注出处，其他诸文未予采信，包括尚子翔、吴月红在内，均忽略了程建勋的存在。

程建勋是淮军悍将程学启的嗣子，程学启阵亡后，程建勋承袭了乃父的爵位，官至道台，人脉极广。而程建勋和安庆藏书楼的关联，仅见蒋元卿一文，确有孤证之嫌。我藏程建勋故物颇多，一方“磨盾归来补读书”的印章，初见程

建勋是个行走沙场的爱书人。而1903年6月3日的《大公报》，则为蒋元卿之说作了注脚：“爱国会陈、潘诸君因东三省事于前月二十一日会议于藏书楼，演说设立社会事，桂太守亲赴藏书楼，宣谕禁止外旋出告示：‘照得本城拐角头旧敬敷书院房屋改为六县中学堂之用，因款项支拙尚未兴办。前经程绅建勋等创设藏书楼，经方前府筹拨公款千金，并将此项房屋暂借应用’”。看来，省垣士绅代表程建勋才是安庆藏书楼的始作俑者。不过，藏书楼创设过程中，程建勋正在粤西任上，而“程绅建勋等”之中的何熙年，无疑就是藏书楼发起、创设中的关键人物。

何熙年的关键作用，被首次发现的文献所印证。这份文献就是《皖省藏书楼详细章程》。这册线装木刻本中，除了学界纷纷引用的《皖省藏书楼同人广告本省宦绅公启》《皖藏书楼启》《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及报请立案呈文之外，又添加了《抚宪王中丞批》《皖省藏书楼募捐公启》《皖省藏书楼详细章程》，颠末是何熙年的跋语。

《抚宪王中丞批》昭示着官府的认可，于是抚藩臬三台捐廉倡率、逾格倡拨公所，巡抚王之春亲笔题写“藏书楼”匾额；《皖省藏书楼募捐公启》“广呼将伯共启新机，俾成

三代豪杰之才”，可见其情殷殷、其心拳拳；而“效西人众力合成之事，概除官场压制习气”，明示藏书楼是“宦助绅成”，而非“绅办官事”；由图书、办理、考课、典书、募捐、立学六项四十九条构成的《皖省藏书楼详细章程》就是《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的实施细则，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献，也是何熙年图书馆管理思想的一次精彩绽放。倘如蒋元卿、张展舒诸先生见到，他们的论据一定会更加充足，论点一定会更加明了，论文一定会更有新意。

何熙年在立学篇中命名的“致用公学”，是安庆藏书楼与众不同的亮点。安庆师范大学王平教授曾著“新发现的《皖江公学试办章程》及

相关问题考略”一文，提出皖江公学与藏书楼与何熙年的关联，那么安庆藏书楼名下的致用公学和皖江公学的关联，亦值得再考。

绅捐一栏中，我见到了何熙年，见到了潘世琛、舒景蘅、叶崇岵、葛温仲、张伯寅，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怀宁别驾陈健生捐洋一百元。陈健生是陈独秀的兄长，此时正随陈昔凡在东北做候补同知。原来陈独秀家族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安庆藏书楼的襄助者。